mr 其中僅雲南反共救國軍在法律上為接受中華民國政府指揮的部隊，剩下來的兩個階段都是以金三角地區人民的名義組成的志願部隊，甚至還為泰國政府所收編，性質非常的不一樣。
他們能夠破解字謎，但沒能力解決生命提供給每一個人的謎題。她成功地把對癌細胞擴散的恐懼轉移為對火災蔓延的恐懼。
我是指人格（或一個組織）是一個系統的概念。要治療這類型的疾病，我認為古典意義的精神分析是不夠的。結構本身有一種維持自身的傾向。用一種更大的恐懼趕走另一種恐懼，對一個人的心靈會產生什麼影響，當然不是考夫曼醫師和軍方感興趣的問題。但換成是兩、三年前，讓她知道她害怕火災的真相對她是否有好處，則令人存疑。
曾經有一個女人來找我，抱怨她每次離開家裡都會擔心家裡發生火災，因為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懷疑自己出門前忘了關瓦斯，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大部分個案都更加複雜，不過我認為在大部分用得著分析治療的個案中，使用這種症狀分析治療法便已足夠。當時，她就曾被校方明確提醒，研究婦運的後果可能找不到工作，甚至直到她找到教職之後，仍被迫要不斷地澄清自己專業的教學研究與運動參與是兩回事，不會相互混淆（Freeman 1995: 397-9）。
經歷學運的衝擊，校園內部的師生關係也產生變化，彼此的地位差距縮減許多。文：何明修 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 社會運動試圖動員支持者的參與，無論其訴求對象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可能引發諸多文化外溢效果。然而對研究者來說，難題卻在於要如何測量這個領域的變遷，並且適切地將它歸諸於集體行動者的功勞。他們開始走出象牙塔，關切更廣大的政治社會議題。
自由派的大學教授開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向教育部提出廢除共同必修課程、校長選舉、學術研究自由等校園自主的政策。等到台灣出現新一波的學生運動，這一群前學運份子已經成為大學教師，因此扮演從旁輔助的角色。
成立於2012年的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創始者也多來自於野百合世代學者。知識生產者毫無批判性地接受國防與情治單位的研究委託案，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兇。至於1993年成立的台灣女性學學會，以及更早的婦女新知基金會，也都是女性主義學者的社會參與管道。學生的抗議也影響了學術社群的自我認同。
以往科學家只關切專業領域內的發展，後來有些科學家逐漸地具有更廣闊的社會關懷，不僅組織政治性團體，也積極介入各種公眾利益的議題（Moore 1996, 1999），例如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方面，美國大學陸續設立了婦女研究、西班牙裔、非洲裔、性別研究等研究單位與課程，反映了這些群體的抗爭結果。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時，他們成立了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社會運動的風潮也衝擊了學術研究的方向。相當類似地，一位1990年末期回台的美國政治學博士曾提出國會議員的性別比例研究計畫申請書，但是所獲得的審查意見卻指「性別和國會研究似乎不太相關」。
當時學生批判學院的知識生產是為了服務當權者，學校以家父長的權威來約束學生的生活，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在1960年代新左派運動浪潮中，學生運動給美國高等教育體制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改變了後來學術界的生態。
因此，不管是哪一種取向的社會運動，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文化衝擊。革命的傳統使美國人重視實用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對於公共權威與法律缺乏敬意，宗教信仰也呈現多元化與教派競逐的格局。
隨著愈來愈多前學運參與者進入學院體制，以往保守的集體行為理論被推翻了，被更貼近運動者視野的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理論、政治過程論取代。Jo Freeman在1960年代末期參與婦女運動，同時也在芝加哥大學撰寫有關婦運的博士論文。分析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這也說明了為何大部分研究者沒有探討這個問題（Giugni 1999: xxiii）。這一群野百合世代學者曾經多次集結，介入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在2006年發表「七一五倒扁宣言」。在2014年太陽花學生運動時，則參與了立法院周圍的「街頭的民主教室」之行動。如今，性別研究成為顯學，台灣已有相關的研究學會、學術期刊、教育機構等，研究者也勇於公開宣稱自己的研究是為了女性，而不是基於某種「價值中立」。
就學術研究而言，近20年來的各種社會抗議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此之前台灣的社會學家根本沒有社會運動案例可以研究。在動員過程中，被支配者擺脫了以往的無力感，獲得了正面的自我認同。
美國是民主革命的產物，平等的個人主義有史以來首度獲得政治肯定。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成員通常被稱「野百合世代」，其中不少人後來取得博士學位，在世紀之交前後陸續進入台灣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任職。
澄社（1989年）、台灣教授協會（1990年）的成立，代表知識份子社會參與的集結。在宣傳訴求的過程中，公眾的冷漠、無知與無力感被翻轉。
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婦女運動已經十分深刻地改造了學術研究的風貌。成立於1987年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在早期也有不少教授參與，試圖將草根與知識的力量結合起來，保護生態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功的革命不只具有立即的政治作用，同時也形塑了深層的價值觀，展現在日後的文化制度。相對地，加拿大則曾經長期尊奉英國皇室，試圖維持傳統的文化價值，拒絕革命精神的影響
革命的傳統使美國人重視實用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對於公共權威與法律缺乏敬意，宗教信仰也呈現多元化與教派競逐的格局。在動員過程中，被支配者擺脫了以往的無力感，獲得了正面的自我認同。
社會運動對於文化制度的衝擊，即是改變了其意義的生產方式與內容。如今，性別研究成為顯學，台灣已有相關的研究學會、學術期刊、教育機構等，研究者也勇於公開宣稱自己的研究是為了女性，而不是基於某種「價值中立」。
成立於1987年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在早期也有不少教授參與，試圖將草根與知識的力量結合起來，保護生態環境。1991年反對《刑法》一百條、爭取言論自由的運動中，就有許多大學教授介入，使運動具有明顯的知識份子色彩。
文：何明修 社會運動的文化影響 社會運動試圖動員支持者的參與，無論其訴求對象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可能引發諸多文化外溢效果。自由派的大學教授開始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向教育部提出廢除共同必修課程、校長選舉、學術研究自由等校園自主的政策。學生的抗議也影響了學術社群的自我認同。隨著愈來愈多前學運參與者進入學院體制，以往保守的集體行為理論被推翻了，被更貼近運動者視野的資源動員論、新社會運動理論、政治過程論取代。
在2014年太陽花學生運動時，則參與了立法院周圍的「街頭的民主教室」之行動。相當類似地，一位1990年末期回台的美國政治學博士曾提出國會議員的性別比例研究計畫申請書，但是所獲得的審查意見卻指「性別和國會研究似乎不太相關」。
知識生產者毫無批判性地接受國防與情治單位的研究委託案，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兇。例如，民主革命所帶來的遺產就包括長期的政治文化。
他們開始走出象牙塔，關切更廣大的政治社會議題。」（蕭新煌2002: 8）此外，海外台灣研究也是由這一群前學運份子所開拓的新場域，「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Association，簡稱NATSA）創立於1994年，發起人就是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其中許多人是先前的學運份子（潘美玲2016）。
